●当前，要摆脱只守下限的被动局面，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临时的反周期对策、简略的放松政策、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需要宏观调控“大手笔”

　　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措施，为构建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总体应对措施。

　　●我们应借“十三五”方案的编制，进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顶层设计，在全面深化推动下，把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发展联合起来。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才53.7%，不能说中国经济发展该进入“大幅度”下台阶的时候了。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能否利用好这个空间，还要看发展战略和相干政策措施是否得当。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局面，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现，要摆脱被动局面，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就能解决的，应把应急式的项目应对，为构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

　　现在应借“十三五”方案的编制，进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顶层设计，其中，重要抓手应是在全面深化推动下，把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发展联合起来。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参考报》：近几年，中国经济逐渐告别了过去的高增长，进入换挡期，走向“新常态”。

　　当前由于受到“三期叠加”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加大，虽然政府出台了多项“微刺激”政策，但是好像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您感到应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刘树成：以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来分析。

　　2007年平均达到14.2%的高位；2008年、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走出一个V字形降落和反转；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峰；从2010年第二季度起，进入一个新阶段，至2014年第二季度，已17个季度(4年半)。

　　这17个季度的运行轨迹，基础上是一个降落趋势

　　不过，其中，从2012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共10个季度)，大体安稳在7.6%左右。

　　但从2014年7、8月份，特别是8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看，下行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大。

　　2014年8月份，全国工业生产增速明显回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月同比增长率降为6.9%，较7月回落2.1个百分点。

　　这是自2008年底、2009年初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后，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近6年来的最低程度。

　　2008年11月、12月时，全国工业生产增速曾降为5.4%和5.7%。

　　2009年1-2月份合计，全国工业生产增速曾降为3.8%。

　　在2014年4月以来不断出台“微刺激”措施的背景下，8月份工业生产增速的明显回落，超出了市场的广泛预期。

　　有关专家分析称，8月份工业生产增速有点令人吃惊，让市场各方吓出一身冷汗。

　　与此同时，8月份，从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房地产投资、全社会发电量和用电量、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全国财政收入、处所财政收入等反响实体经济运行状态的指标来看，它们的增速均涌现下落。

　　而且，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近3年来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

　　当然，预计2014年9、10月份，工业生产增速等指标会有所回弹。

　　9月，汇丰中国制作业采购经理指数初值(汇丰PMI)为50.5，高于8月终值(50.2)。

　　但在目前“微刺激”情况下，这种回弹难以持久

　　到2014年底或2015年初，经济增速又会下滑

　　有专家呼吁，对8月的数据“不能慌”，不能反响过度

　　但也有专家认为，既不能慌，也不能漫不经心的态度。">掉以轻心

　　现在的问题是，到年底，就算2014年全年GDP增速有可能低于，但还接近7.5%的预期目标，而明年怎么办，未来几年又怎么办？关于8月份工业生产增速回落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江源给出6点解释。

　　一是国际环境复杂，严格影响出口

　　二是投资、房地产销售持续下滑，对相干行业产生较大影响。

　　三是汽车、手机等重要增长点明显回落

　　四是前期库存增长过快，导致去库存压力加大

　　五是气象因素，部分地区气温较往年偏低，对火电等相干行业影响明显。

　　六是去年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同比增速较高，为全年最高程度，因此，今年8月份工业生产增速明显回落，有必定的基数因素。

　　这些原因，都是直观的、表面的、浅层次的原因

　　深一层分析，有两个因素值得器重

　　一是“微刺激”措施缺乏持久力，其效率越来越弱，时效越来越短。

　　二是一些处所已对GDP不感兴趣，不再关心GDP，不再把GDP当回事。

　　一些处所缺乏责任意识，“只要不出事、情愿不做事”，不担负，不作为，懒政松懈。

　　未来经济走势存在四种可能性《经济参考报》：当前，出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不同解读和认识，国内经济学界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争辩很大。

　　乐观者有之，悲观者亦有之

　　您认为，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走势会浮现一种什么局面？刘树成：对于2015年至2020年这6年中国经济走势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一路走低。

　　由目前的7.5%，降到7%，再降到6.5%，到2020年降到6%左右。

　　相对应的政策含义是：不再守7.5%的下限，使宏观调控下限不断下移。

　　但问题是，其一，给市场造成一种不断降落的预期，不利于稳固和提振市场信心。

　　企业预期赢利不断降落，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影响企业的技巧创新和升级。

　　其二，虽然目前受第三产业发展影响，暂时没有影响就业情况，但已影响城镇居民人均可安排收入的增长。

　　一般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安排收入增长率要低于GDP增长率。

　　到2020年，若GDP增长率降到6%左右，那么，城镇居民人均可安排收入增长率就要降到5%或以下。

　　到那时，城镇居民人均可安排收入增长率的不断降落，将会代替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这也将影响消费的增长和需求动力结构的调剂

　　其三，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长，使财政的减税空间越来越小，使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种可能性，持续走平

　　近一、两年保持7.5%左右；“十三五”期间保持7%左右。

　　政策含义：持续坚守目前的7.5%下限，或“十三五”时代坚守7%下限，持续采用目前的“微刺激”政策。

　　存在的问题是，“微刺激”的效率越来越差，守下限越来越被动。

　　近年来的“微刺激”，形成了一个循环圈，即“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

　　大体上说，每年初经济增速下滑，第二季度开端采用“微刺激”措施，然后经济增速小幅反弹，接下来，“微刺激”效率削弱，下半年或下一年初经济增速又持续下滑。

　　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持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守卫战”。

　　一旦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风吹草动”，即涌现某些不断定性因素的冲击，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下限。

　　第三种可能性，重返10%以上高增长

　　政策含义：强刺激

　　这种可能性已不存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一提经济增速应当有所回升，就被扣上“要重回10%以上高增长老路”的帽子。

　　实际上，在9%以下、7%以上的中高速区间内仍有经济适度增长的空间。

　　要让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不能懂得为只守下限，高低限之间还有可贵空间。

　　第四种可能性，遵守经济波动规律，不是只守下限，而是使经济运行在7%至9%高低限之间的合理区间正常波动。

　　经济波动，在上升期和回落期有着不同的功效

　　回落期，是调剂期、淘汰期，市场低迷，企业经营艰苦，难以实现技巧创新。

　　上升期，是市场生动期，投资和消费生动期，有利于推动技巧创新，有利于实现提质、增效、升级，迈向中高端程度。

　　政策含义：在到2020年的期间，以合理区间的中线为基础，该回升时，就回升，但要把握回升幅度；该降落时，就降落，也要把握降落幅度。

　　当前，要摆脱只守下限的被动局面，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临时的反周期对策、不是靠简略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问题的。

　　也就是说，既不是靠“大水漫灌”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靠“喷灌”、“滴灌”所能解决的。

　　我们不能仅就短期宏观调控的力度问题去争辩，不能仅就宏观调控是该松还是该紧、是微刺激还是强刺激去争辩。

　　而需要宏观调控“大手笔”

　　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措施，为构建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总体应对措施。

　　也就是要从把握到2020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即到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毕竟要做什么，总的发展任务是什么。

　　我个人主意要争取以上的第四种可能性，但这并不容易，需要有一个关于到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相应的实行方案。

　　经济发展需要新的顶层设计《经济参考报》：要实现您所说的，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措施，为构建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需要采用哪些措施，您有何政策建议？刘树成：我国已经有了一个关于全面深化的顶层设计，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但还没有一个与之相配套的关于到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顶层设计。

　　习近平总在《关于〈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阐明》中曾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以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举动，一般性举动不写，重复性举动不写，纯属发展性举动不写。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曾表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和修正过程中，有两个原则让我记忆深入，一是只写，特别是重大，发展的任务原则上不写；二是修正时，对于有可能削弱力度、弱化举动的，除非理由特别充分，一般不吸收。

　　而增长的内容，只要有最大公约数的、有必定共鸣的都写上。

　　”现在，我们应借“十三五”方案的编制，进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顶层设计。

　　到2020年，构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或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应是在全面深化推动下，把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发展联合起来。

　　2014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曾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方案”。

　　2014年9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指出：“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还很不平衡，差距大、潜力也大。

　　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结构调剂

　　”新型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必定过程

　　新型城镇化是城乡结构的大调剂，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大调剂，涉及到内需与外需的需求结构调剂，涉及到投资与消费的内需结构调剂，涉及到产业结构调剂、地区结构调剂、投入要素结构调剂等等。

　　城镇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记之一。

　　我们要集中抓住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区域发展相联合，将顶层设计和相应的实行方案真正落实，将它们具体化和精致化地分解为年度、季度措施，相互连接地出台，并以全面深化来推动进行和破解其中的艰苦。

　　由此来应对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就会开创我国经济与发展的新局面，就不会年年被动地去打“下限守卫战”了。

　　中国经济增速不会“大幅度”下台阶《经济参考报》：要实现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增进内需和经济整体发展，首先要搞明确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

　　刘树成：是的

　　我认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新型城镇化的任务还很艰巨。

　　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3%，二者差距为17.3个百分点。

　　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各国城市化率的材料，2013年，高收入国家为80.5%；中等收入国家为50.1%，其中，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1.6%，下中等收入国家为39.3%；低收入国家为28.7%。

　　2013年，以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7%进行国际比较，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程度(80.5%)，而且也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程度(61.6%)。

　　《经济参考报》：近年来，有一种观点非常风行，即认为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一个时代，城镇化达到必定程度后，经济增速就要“大幅度”下台阶，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客观规律。

　　对于这个观点您怎么看？未来中国经济真的会下一个大台阶吗？刘树成：这种观点我也曾经听过。

　　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与我国经济增速是否要“大幅度”下台阶问题。

　　我认为，如果说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一个时代后，经济增速会有所降落，不可能一直保持本来那样高的速度，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一种客观规律。

　　但如果说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一个时代后，经济增速就必定要“大幅度”下台阶，那么这种情况恐怕不必定是客观规律。

　　有文章提出，中国在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后，也要像日本和韩国那样，经济增速要“大幅度”下台阶。

　　读过这篇文章后，我创造，它在考证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转折年份所对应的城市化程度时，用错了数据。

　　该文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转折年份是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城市化率达到55.4%。

　　需注意：55.4%这个数据用错了

　　若按1973年日本的这个城市化程度相比照，中国城镇化率2013年为53.7%，2015年将达55%左右，也该进入经济增速“大幅度”下台阶的时候了。

　　但事实上，经查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日本1973年的城市化率并不是55.4%，而是74.2%。

　　这表明，日本由高速增长转为“大幅度”下台阶时，城市化程度已高达70%以上。

　　而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远未达到这么高程度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53.7%)仅相当于日本1955年时的程度(56.3%)。

　　从中国目前城镇化程度这一角度来考核，还不能说中国要像日本1973年那样，该进入“大幅度”下台阶的时候了。

　　我还创造，上述文章在考证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转折年份所对应的城市化程度时，下错了结论。

　　这篇文章说，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转折年份是1995年，人均GDP达到11850国际元，城市化率达到78.2%(经查，78.2%这个数据没错，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雷同)。

　　该文章认为，中国目前也要像韩国1995年时那样，该进入“大幅度”下台阶的时候了。

　　这里需注意，这个结论下错了

　　若按韩国1995年78.2%的城市化程度相比照，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更远未达到那么高程度。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53.7%)仅相当于韩国1978年时的程度(53.2%)。

　　从中国目前城镇化程度这一角度来考核，还不能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也应像韩国1995年那样，该进入“大幅度”下台阶的时候了。

　　仔细考核国际经验可以看到，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由于受到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科技创新情况、国内外环境条件，以及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落具有不同的情况。

　　有的降幅较大(如日本)，有的则较为平缓(如韩国)，有的在降落后又可有所上升(如美国)。

　　从我国的情况看，地区广阔、人口众多

　　我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4倍和韩国的96倍

　　我国的人口数量是日本的10.5倍和韩国的27.1倍

　　我国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较大，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产生了重大变更，经济发展由30多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

　　经济增速有所降落，是正常的

　　经济增速降落应是一个波浪式的渐进过程，而不应是“大幅度”下台阶。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这也意味着新型城镇化的任务还很艰巨。

　　有“空间”，只是供给了一种可能性，不等于就能利用好这个空间。

　　能否利用好这个空间，还要看发展战略和相干政策措施是否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