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王少喆近年来，德国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表现精彩，与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对的“德国模式”，或称“莱茵模式”，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 在同是制作业大国的中国，这种讨论超出了学理探讨的领域，产生了更多的现实借鉴意义。 那么，德国模式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有何意义？中国应当如何学习德国模式？早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德国模式”的积极提倡者、·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开创人、全球监事会荣誉罗兰·贝格教授。 罗兰·贝格在29岁时创立的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今天已成为与麦肯锡、贝恩等公司比肩的世界五大国际咨询巨头之一。 贝格今年已逾77岁高龄，是“五大”开创人中唯一在世的一位，他30年来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的发展保持着持续的关注。 贝格在访谈中表现，由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经济过于金融驱动，不是由实体产业和人来驱动，欧洲和德国的模式更合适中国。 “阿里巴巴代表了中国的创新能力”东方早报(博客，微博)：您曾多次向中国介绍“德国模式”，并提出其七个支柱是“壮大的制作业能力、基于一流产品/服务的出口导向、关注利益相干方的企业治理、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受过良好教导的劳动力、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全面的结构”。 那么，您感到中国应当怎样学习“德国模式”？比如，您曾提到，相比于德国企业，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程度不足。 罗兰·贝格：中国当然也有创新性的文化 今天这点很容易证明，当你看到阿里巴巴这些企业的崛起，每个人都明确，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够创新技巧，而且能够创新商业模式；当说到国际化，你们有、联想这些在世界市场上非常成功的企业。 事实上，中国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更高附加值、更强调创新的产业，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要更有竞争力，就必须更多创新，更加国际化，它们也有这种能力。 东方早报：但从日本企业来看，经过初期的模仿后，它们今天有很多站在世界顶端的核心技巧，而中国企业这方面似乎还有不足。 罗兰·贝格：事实上，日本企业也曾买了很多外国的技巧，它们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创新。 而且，日企更重要的是创新了软性的管理方法、制作流程，从而使产品有更好的质量。 比如说著名的“丰田管理”，美国人对此写了很多书 确实，中国在工业制作方面还没有这样先进的技巧，但中国有其他的优点。 现在是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这方面中国有自己的优势 这些优点将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和国际化 正如我提到的阿里巴巴、华为、百度这样的企业所证明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保持着成本的优势，使它们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 东方早报：有人认为，缺乏知识产权掩护是中国核心技巧不足的原因之一，您感到这方面是否需要改良？罗兰·贝格：加强知识产权掩护当然是对的。 不过，中国企业创新越多，就有更多的动力掩护知识产权 德国最初发展工业时，模仿英国的技巧，蒸汽机、缝纫机这些都是英国人最先创造的。 由于德国模仿英国很成功，英国就逼迫德国把他们的产品标上“德国制作”的标牌，阐明这是质量比较差的，但德国后起之秀超过前辈。">后来居上，制作出质量精彩的产品。 日本在1970年代以前也在模仿，后来他们做出了更多的创新，就对掩护知识产权有了更多兴趣。 中国也一样 所以，我常说，我们不用过多批评中国不够掩护知识产权，当到了需要掩护的时候，就自然会这么做了。 东方早报：您感到这样的机会已经到来？罗兰·贝格：是的。 当然，这不会一下子产生，而是会在十年内 中国将会遵守国际标准，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中国应将互联网企业作为发展引擎”东方早报：您曾说过，与职业紧密接洽的教导制度是德国模式的支柱之一，但这不太容易被其他国家学习。 同样作为制作业大国的中国，能否从中借鉴呢？罗兰·贝格：德国有特有的“学徒制”，在去学校的同时在公司工作的“双重教导”，不过在学术方向上也可以有这样的安排。 德国有些大学也供给机会让年轻人在上学的同时工作，比如制作汽车。 当然，你需要有必定的标准和机构来做这件事，我会建议说，请些德国的顾问、教师去建设这种能力。 不过，在数字化的时代，我并不推荐其他国家照搬德国在1880年工业化初期建立的教导体制。 当时体力劳动还很重要，机械、化学这些传统产业是最重要的部门，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快速变更、快速适应的世界，技巧更新尤其迅速。 我感到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年轻人在第一份工作前的教导，当然这也很重要，以前技巧三十年、五十年都不变时，投资于开端阶段的教导尤其有意义。 但现在与职业并行的毕生教导更重要 当然中国可以学习德国建立一些特别的职业学校，或是与职业相干的大学课程，但重要的是与职业联合的毕生教导。 如果要我来设计德国的教导制度，我会感到毕生教导是一个方向，因为技巧变更更快了。 所以，中国应当汲取德国教导中的有益成分，不过有所变更。 东方早报：有人说，德国模式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德国人寻求极致和细节的民族性，因此很难学到。 您怎么看？罗兰·贝格：这也对，这是德国的一个优势 不过我们也看到，其他国家也各自有自己擅长的，比如汽车、机械，尽管不像德国、日本那样精密。 比如说，意大利的创意设计很好，虽然我更爱好（德国）耐用的保时捷，但（意大利的）法拉利也是很棒的车，因为它的设计。 所以，每个人都要施展自己的优点 模仿只在初期有用，到了必定的阶段就要施展自己的优点 中国人有自己的优点 我感到，中国在工程方面比盎格鲁撒克逊（英美）人更擅长，包含金融工程；中国人还有很好的商业头脑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与德国一样，中国的工业制作基础很雄厚，制作业占GDP的比重很高，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 我刚才谈到了中国成功的互联网企业，中国现在有阿里巴巴、百度等，我感到应当将其作为中国发展的引擎。 “中国经济还会重回8%以上”东方早报：谈到中国经济，至今为止，中国经济更多是由国家主导的，而德国在俾斯麦首相时代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这也是一些中国学者将两者相比较的原因。 您对这种类似性怎么看？中国现在在进行经济结构，您怎么看待的远景？罗兰·贝格：当然国企首先应当自身，吸收国际竞争的洗礼，这将使它们更国际化、更有竞争力。 不过，我不认为中国的国企是纯粹的国有，很多国企都有着股份制的上市公司，在世界舞台上竞争。 东方早报：事实上这也是一些人对这些公司的评价，它们将国有公司和私有公司的优点相联合，因此更加有竞争力，在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这更有效率，您怎么看？罗兰·贝格：这可以与德国在1970年代中期相比，当时国企中国有比例也是百分之百，但后来履行了私有化，但国家仍保存了百分之二十股份，并有要害否决权。 比如在大众汽车里，政府保存了百分之二十的股权，防止它被卖给外国。 也有其他的国企有国际竞争力的例子 我也不建议中国应当马上私有化所有的国企，应当一步步来。 但事实证明，竞争和市场经济优于打算经济，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推动了。 东方早报：那私有的企业是否优于混杂制的企业呢？罗兰·贝格：我不会这么说。 空中客车就是有部分国有的，虽然是少量国有股，但它也是很成功的公司，有很好的远景。 我不是教条主义者 东方早报：对于结构的远景您怎么看？有人担心经济因此减速。 罗兰·贝格：结构总是引起更多的抵触，增长速度也会降落，但7.4%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不必过于担心。 而且，我认为它还会反弹回去 东方早报：还会重回高增长？罗兰·贝格：是的，在三到四年的时间里还会回到8%以上。 因为中国中西部很多处所还很穷，还处于追赶阶段，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还会有很多机会。 当然，这需要教导、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投入 东方早报：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读者说的么？罗兰·贝格：我还想说，中国应当自满于自己的成绩，不必为经济暂时的减速失落。 中国经济中的一些低效率情况会转变，只要履行明智的政策。 我对中国的发展远景乐观 另外，我还建议中国将欧洲作为天然的伙伴 这不是因为我是欧洲人，而是由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经济过于金融驱动了，而不是由实体产业和人来驱动，欧洲和德国的模式更合适中国。 而且，欧洲对中国更加友爱，对中国投资更积极 所以，我建议中国的领袖，尤其是商界领袖，更多考虑将欧洲作为其盟友，欧洲也有美国能给中国的技巧，而且更乐意，而美国出于考虑，对中国有更多的戒备。 （责任编辑：HN0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