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作”就如同是一场流水宴席，“70后”的创业者、“80后”的工程师、“90后”的流水线工人，都将成为过客。

　　当青春消失，还能留下什么？

　　作者：本刊记者谭保罗发自深圳

　　近年来，工业领域最具性、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干的变更，很可能是手机从“通信工具”向“移动终端”的过渡。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DC今年1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超过功效手机，达到10亿部。

　　无论在功效手机时代，还是在智能手机时代，“中国制作”一直保持着在手机制作环节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

　　按照业内的估计，这10亿部手机中，至少六成在中国完成生产。

　　可是在手机制作业最要害的芯片、屏幕等环节，“中国制作”尚未取得应有的席位。

　　这导致在手机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作”的利润出奇的菲薄。

　　利润的菲薄和经营上的疏散，又使得研发投入和技巧积累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只能陷入恶性循环。

　　“中国制作”只能在产业链的低利润环节原地打转，同一环节的企业陷入恶性竞争成为常态。

　　当海外市场增长放缓，内部人力成本飙升，“中国制作”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难过。

　　“听起来很牛”

　　“中国制作”总能最迅捷地跟紧行业变更的步伐，却未能引领潮流。

　　“中国制作”从深圳开端

　　早在1970年代末，深圳的蛇口便在派处所大员袁庚的带领下，搞起了“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彼时，珠三角尚不具备产业链的概念，即便是最初级的原材料也基础上是进口，而深圳只出厂房和人力。

　　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中国制作”开端向产业链的高低游拓展。

　　深圳和东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在电子、纺织、五金、食品等领域开端形成了“产业链”—但仍是不涉及核心元部件的产业链。

　　出身于1970年代的李俊是深圳一家“芯片方案”供给商的管理者，在“业外人士”看来，这似乎是手机制作的核心。

　　但业内都明确，这个称谓有着和“中国制作”一样的为难，“听起来很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谈及利润问题，李俊用手指着一个浮着褐色泡沫的咖啡杯子说，“卖咖啡的利润率比我们高100倍。

　　”

　　所谓“芯片方案”，本质是购置芯片和其他部件，然后组装成手机主板，向手机集成商或者说品牌商销售。

　　“芯片方案”供给商赚取的利润是主板原配件采购和主板销售的差价，和真正的原创性研发关系不大。

　　可以说，“手机主板组装商”才是这个行业最贴切的称谓

　　对“中国制作”本身来说，“芯片方案”也算是较为重要的环节。

　　在这个环节，上百个零部件会被组装成主板，这是手机的“骨架”。

　　但对“芯片方案”供给商来说，最核心的原材料—芯片—的价格一直是心病。

　　深圳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作基地和交易集散地，但手机芯片并非“深圳制作”，深圳厂家必须从美国的高通、德州仪器，荷兰的飞利浦和中国的联发科等芯片商那里购置。

　　刘伟强是广东一家路由器生产企业的CFO（首席财务官），其所在企业年出货量位居全球前10，企业同样有着“芯片之痛”。

　　在一台看似简略的路由器中，芯片组的成本超过总成本的30%，其中要害芯片基础上是进口的。

　　以高端路由器为例，其要害芯片重要来自于美国的Broadcom和Atheros两家企业。

　　而很多中国制作商还必须从经销商手中拿货，也就是说，经销商还要吃掉一部分利润。

　　除芯片外，高端路由器的耐热材料也必须进口。

　　“一台路由器每天开24小时，一年就是8000多小时，只有国外材料才耐热、稳固。

　　”刘伟强无奈地说，在全部产业链中，中国路由器制作商获得的利润还不到美国芯片商的一半。

　　追赶不易

　　李俊和刘伟强的“苦楚”来自于世界产业格式的固化。

　　目前，重要的芯片商集中在美国，其次是日本和中国

　　进入1990年代，这些企业把自身的制作环节全部剥离，专注于设计和研发，又用专利来构建技巧壁垒，最终在这个领域实现了强者越强。

　　就在《南风窗》记者采访这几天，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对美国高通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工作。

　　在李俊看来，高通这家公司“很牛”，“他们卖芯片，还卖所谓专利”。

　　所谓专利费的意思是，中国的“芯片方案”供给商除了要付给高通芯片购置费用外，还要按照单机售价向高通额外支付3%到6%的专利授权费。

　　比如，一部售价2000元的手机，高通最高可能要拿走120元专利费。

　　目前，国内手机制作业对高通芯片的依附超乎想象。

　　资深电信业专家项立刚说，中国手机的3G高端芯片和4G的主流芯片多为高通制作。

　　所谓“中华酷联”以及小米等国内手机厂商，也都是高通芯片的重要客户，其采购量盘踞高通芯片全球销量的30%以上。

　　为何芯片是“中国制作”的痛？李俊认为，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打好“基础”。

　　李俊说，所谓“芯片”其实就是一块集成电路

　　其生产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设计，第二步是晶元件生产，第三步是封装。

　　在设计环节，其“硬性门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但在要害的晶元生产环节，在却很难找到一家合格的工厂。

　　因为晶元工厂的请求高，投资大，民营资本不敢投，也投不起，而国有大企业有钱，却不愿投。

　　“有些东西都可以复制、模仿，甚至可以抄，但精密加工必定模仿不来。

　　”李俊说，除了晶元件的生产之外，最后的封装环节看起来很简略，但同样在国内难以找到符合请求的工厂。

　　手机芯片领域的“短板”充分辨明，不少行业的“中国制作”，其实既无基础研发，也无精密加工，基础上就是粗加工和组装。

　　精密加工的“软肋”是广泛现象

　　此前，《南风窗》记者曾访问过珠三角一家移动硬盘生产企业，其出货量在全球排名前50名。

　　一块移动硬盘被拆开后，其实就是一块扁平的电路板，但是上面有近百个细微的元部件，而移动硬盘的生产过程就是用机械手把近百个元部件，按设计的地位准确地贴到面积不到3平方厘米的电路板上。

　　误差必须尽可能小，才干保持存储功效的稳固

　　“德国人用的移动硬盘可能都是中国造，但用的却是德国造的机械手。

　　”该企业的人士流露，机械手“贴片机”的技巧核心是精度，国内的机器不好用，客户那里过不了关。

　　因此，老板花了血本，所有生产线只采购德国设备

　　从世界工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每到产业技巧或业态产生变更的节点，“后来者”就有了超出“领先者”的机会。

　　以汽车产业为例，日本人曾效法美国，却后起之秀超过前辈。">后来居上

　　中国作为最大的移动设备生产国，目前还看不到重演历史规律的可能性。

　　目前，手机行业的变更大趋势是“手提电话”逐步变为“移动终端”，即消费者手中的“手机”功效越来越多，越来越炫，最后成为了一台娱乐工具；另外，笔记本电脑也开端向平板电脑过渡，其本质上也在“移动终端化”。

　　这个所有随身的电子消费品都变成“移动终端”的过程，对产业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提出了新请求，一是芯片必须更壮大，以驱动更多功效；二是屏幕必须更敏锐，以带来更舒适的应用体验。

　　在芯片领域，“中国制作”追赶却变得越来越艰苦；在屏幕环节，“中国制作”竟已被韩国超出。

　　“高端手机的面板，基础上都会从日本人和韩国人那里买

　　”李俊认为，国内尽管也有很多面板企业，但做出来的屏幕在分辨率和敏锐度上很差，只能在低端机上应用。

　　“中国优势”

　　不过，“中国制作”的优势并不在于技巧，而是基于人力优势的拼价能耐，一直以来，通宵达旦的便宜工程师、流水线上不分昼夜的工人，以及广深公路上深夜疾驰的货柜车司机才是“中国制作”壮大竞争力的最好注脚。

　　李俊所在的企业有数百名工程师，年出货芯片组超过3000万（几乎等于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年销售总数的1/30），其中70%出口。

　　出口的方法是，由珠三角的集成商或者品牌商组转成整机后，销往欧美、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

　　“200元国民币就能买智能机，能用Wi-Fi，能听音乐，在第三世界卖得很好。

　　”李俊说，“中国制作”除了便宜，还有就是生产的速度快、效率高，正好适应手机行业更新换代极快的特点。

　　说这话时，公司又在招聘工程师，请求是“能够加班”

　　按照《南风窗》记者的调查，珠三角的手机主板组装工厂中，工人的月薪约为2000元至3500元，而新毕业大学生作为“初级工程师”的起步月薪仅为4000，成为熟手后，月薪会涨到1万以上。

　　不论是对员工还是企业所有者来说，赚钱已是历史。

　　2006年和2007年是行业的巅峰时代，深圳手机行业几乎是暴利，出口和内销的需求都非常大，而供给却相对较少。

　　“芯片方案”供给商卖一个主板的利润有30%至50%，老板们开着百万豪车四处看楼，一口吻可以买下20套豪宅。

　　但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不到3年，深圳的“芯片方案”供给商就从几十家变成了几百家，就如同自然界的孢子繁殖一样。

　　因为芯片都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对于进入者来说，组装环节可以外包给东莞的工厂来做，只要能凑一笔钱，租间办公室，雇几个工程师，第二天就可以出货。

　　这种恶性竞争，迅速抵消了规模和低成本优势，让利润迅速收窄。

　　目前，深圳很多手机“芯片方案”供给商的利润已从30%降落为5%以下，原因之一是人工成本上升。

　　几位受访的企业家都向《南风窗》记者表现，差不多从2009年开端，内地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工程建筑行业大有和珠三角制作业“抢工人”的趋势。

　　很多时候，内地高速公路的工地可以给农民工开出3000元的月薪，而东莞的工厂只有2000元。

　　事实上，“抢工人”的情况反响的是“中国制作”的另一个危机。

　　工程建筑业能够支撑“高薪”很大程度来自于金融系统对“铁公基”的政策倾斜，简而言之，就是基建项目融资通过银行的融资成本极低，低利率客观上为“铁公基”增长建筑工人的工资供给了空间。

　　但在制作业却刚好相反，利润一直在降落，当然工资没有上涨的可能。

　　“勤快的、体力好的，很多都回老家的市里、县里修公路去了，留在厂里的都是染着黄头发的90后。

　　”另外一位深圳的制作业企业主曾对《南风窗》记者这样抱怨。

　　“现在能赚一点就赚一点，厂房、设备这些固定资产都已经投下去，没人接盘，怎么办？”刘伟强说，不论是手机，还是路由器，这些行业都今不如昔。

　　“中国制作”就如同是一场流水宴席，“70后”的创业者、“80后”的工程师、“90后”的流水线工人，都将成为过客。

　　当青春消失，还能留下什么？

　　（文中李俊、刘伟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