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我们印象中的创造家，就是爱迪生那样的，不仅想象力丰富，动手能力还挺强，为了制作亮度适中的灯泡，他一种一种材料去尝试，实验成功以后，就自己找合作伙伴，自己办发电厂，还花了大半辈子，跟那些抄袭自己创造创造的人打官司。

　　但今天可不是这样了

　　我们知道最具有戏剧性的例子，就是奥地利HedyLamarr。

　　她先是世界上第一个全裸出境的艳星，随后她又与作曲家GeorgeAntheil共同创造了今天广泛运用在移动设备上的CDMA、WIFI和蓝牙的核心技巧。

　　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措施把技巧转化为实用，她就只能选择持续做艳星。

　　俏丽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有智慧的女人却各不雷同

　　世界上少了一位居里夫人，多了一位玛丽莲·梦露

　　事实上，躺在美国专利局里的专利，数以百万计，而真正能转化为实用的，不到几个百分点。

　　这阐明商业转化才是艰苦中的大头

　　而现实中的分成比例，也恰恰印证了商业转化的重要性

　　在用专利制成的产品中，专利创造人的分成占比，一般也只是几个百分点，剩下的贡献都归下游。

　　在全部科技创新的领域，创造家包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企业家必须施展极大的转化作用。

　　对创新的另外一种曲解，是认为创造创造都是随机涌现的，事前不可预测，全凭科学家家和创造家的兴趣。

　　创见和创造，顾名思义，就是不可预测的

　　每当科学家被问到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时，他们都说是因为好奇和兴趣。

　　科学家的好奇和兴趣，就应当是自发的、不可预测的、在任何领域都以同样的机会涌现的、以及不可操控的，而科学家不该为五斗米折腰。

　　现实也不是这样

　　一只经过特别处理的供实验室专用的白鼠(如用于糖尿病、肥胖症和老年痴呆症的白鼠)价格约为3500美元。

　　有些实验室一年养老鼠的成本就可以高达几十万美元，而一所由一名教授和6-7名学生组成的普通实验室，没有60-70万美元是撑不了一年的。

　　科学家当然是出于好奇和兴趣才从事科研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选择不受成本的束缚和金钱的牵引。

　　恰恰相反，今天任何像样的科研运动，都好像好莱坞一样，是经过精心筛选和受到严格监控的过程。

　　兴趣主导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现在是市场和资本领导的时代。

　　美国今天的创新产业，是由两个互动环节构成的

　　一方面，是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具备了自发的强烈动力，把创造创造推向商业利用，而不是让它沉睡在专利局里。

　　这种内在动力的主因之一，是在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Bayh-DoleAct)。

　　在此以前，在联邦政府赞助下产生专利，都是归联邦政府所有的。

　　只有大企业，看准了目标以后，才干花大价格购置和转化这些专利。

　　在拜杜法案之后，科研机构可以拥有这些专利的商业开发权，即商业应用权，而购置这些专利的企业，可以按实现的收益分期付款。

　　这样，转化专利的财务门槛和信息门槛一下子降低了，许多比较小的企业，也具备了参与商业转化的资格，科研和商业的接触面一下子就以倍数扩大了。

　　在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中，有些大学的教授能从科研项目中拿到上亿美元的分红。

　　科研机构已经成了美国经济的壮大的引擎

　　另外一方面，资本家和企业家主导了技巧转化运动，完成了辨认、融资、制作和销售等重要的转化环节。

　　很多科研人员到企业里兼职，既替企业解决问题，又把问题带回到科研机构，变成了研究的主题，成果是资本反过来也重新塑造了大学和研究机构。

　　今天，在美国涌现了井喷式的创新运动，全面笼罩了能源、航天、机器人、电子、医疗和教导等领域。

　　我们用“积木式创新”来形容这些创新过程，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是横向的，是按创新运动所需要素的组合

　　一项创新产品，比如航天飞机，需要动力设计、外形设计、仪表盘设计、材质的设计、融资模式设计等等。

　　这些元素构成的甚至不是一件产品，而是一个生态，其中每一项都是最好的，但又是非常窄的，把它们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顶尖的产品，这是“积木式创新”的横向层面。

　　二是纵向的，是创新运动中各个发展阶段的决策权的组合

　　从概念、到技巧、融资、制作和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中，不同的角色、供给不同的专业知识、并拥有不同份量的裁量权。

　　最早是科学家有较大裁量权，接着是风险投资家有较大的裁量权，再接下来是制作商和销售商。

　　在这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中，利润规模逐渐变得明朗，不同角色的分配比例也逐渐断定。

　　不是风险投资家老占着地位不走，也不是创造家辞职去当企业家，而是各司其职、和谐交替。

　　这种“积木式创新”的纵向层面，即企业把持权的有效而有序的组合，尤其是它们背后的公司治理模式和法律规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创造创造→专利确权→资本筛选→生产制作→全球营销”的完整链条已经买通，这一链条上的立体的精致分工和无缝对接，形成了“积木式创新”的新型格式。

　　在这条链条上，中国人站在哪里，应当从哪里突破，本来就是个战略问题，而在当前一窝蜂搞创新创业的时刻，就更值得我们冷静地思考。

　　依次看来，引入人才未必等于引入技巧，因为他们的创造很可能由其原所在机构持有。

　　我国科研的投入与美国相比也只能用杯水车薪来形容，而创造创造出来后的法律保障和资本辨认能力，也仍然处于初级的阶段。

　　美国人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想迎头赶上硬碰硬，是有艰苦的。

　　但另一方面，中国制作业——尤其是的OEM制作业业态和经验——已经独步天下，其纵向的品种笼罩面广，深度的垂直整合度高，产业链的完备、集中和机动，还有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都为中国在积木式创新中以制作业称王供给了坚实的基础。

　　显然，优势互补才是正道

　　“美国创造+中国制作+全球市场”，是否能成为未来全球积木式创新的基础趋势，而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才干来顺应和促成这种趋势，才干增长美国创造家和中国制作商的接触面，减少合作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和合作不信任，是目前亟待企业家、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共同探讨的命题。

　　本文起源：经济视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