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真正潜力在于人的资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就在于人。

　　先进的经济制度是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施展更多人的创新能力，尊重法律和产权，保障人们在经济上和精力上自由享受创新成果的制度。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郑学勤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何在
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是近年来经济学家苦苦思索的问题。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大繁荣》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消费决定经济的理论进行质疑。

　　斯密认为人的幸福和福利来自消费和享受，商业周期因此以满足这样的需求为目标。

　　菲尔普斯认为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因为它把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峙起来，没有考虑到生产者的创新经验给经济模式带来的内在动力和给生产者带来的精力愉悦。

　　传统的市场经济学理论认为每个经济体都是一个均衡的整体，它已经吸收了所有可用的信息。

　　这样的理论没有给经济运作自身产生的信息留下空间，而是从外部寻找发展动力，譬如说国外需求，政府政策或赞助，或者央行货币发行。

　　在这种理论的领导下，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际上来自外部。

　　
在国内的讨论中，不少人把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归结为城镇化带来的需求、产业向内地转移、民生工程、消费转型、产业国际化、品牌建设、文化消费的开辟和服务业发展等因素。

　　不过，严格说来，对经济发展而言，这些有利条件是外在机会而不是内生动力。

　　
美国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最成功的范例

　　但是，金融危机已经结束4年多，美国经济的发展还只是在缓慢增长，按危机前的预测来盘算，今天美国的GDP还有10%的亏欠。

　　这种情况使得许多人感到费解

　　同危机前相比，经济发展的要素都照样存在：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长，生产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进步。

　　如果说金融危机戳破了泡沫造成的纸面财富，那么，今天的美国的国民财富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程度。

　　如果说金融危机只是由货币流动性造成的，那么，今天美联储已经向经济注入了足够多的资金。

　　既然没有伤根，为什么绿苗老是长不成大树？
在一个经济实体中，资源总是包含两个部分：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同自然资源不同，人是有社会性的

　　在大部分市场经济理论中，进行经济运动的人被抽象为理性的同其他人只有经济关系的运动因子。

　　事实上，生产者的积极性，与社会如何根据土地、劳动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租金、工资和利润进行分配密切相干。

　　最近，在对欧美的经济问题进行解析时，经济学家开端把眼力转移到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影响到经济恢复重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贫富差距

　　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

　　最富有的1%的家庭，其收入在2012年占了所有家庭收入的19%，财富占了43%。

　　尽管有各种社会赞助，美国在2012年有15%(4700万)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金融危机前的楼市泡沫，给了许多人虚伪的财富感，这种财富并没有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恢复。

　　2009年以来公司盈利和股市价格的上升所产生的盈利，有95%进入了1%最富有的家庭。

　　由于失业率压力，新就业人的工资反而在降落

　　同时，电脑网络和精密加工等高技巧产业代替传统产业的趋势，也在逐步缩小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口，扩大两极分化。

　　美国国会今年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进步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政府想要减少贫富差距的措施之一。

　　
第二个影响是福利制度

　　由于贫富差距加大，政府不得不增长社会福利来保持社会稳固。

　　特别是因为在金融泡沫时代，政府的税收相对宽松，福利程度广泛进步。

　　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尽管债台高筑，还是不得不履行已经承诺的任务。

　　欧债危机和美国债务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美国2014年总统预算中有58%的钱用于社保、失业接济金和医保。

　　同时，美国近年内退休人口将大批增长，这就意味着税务收入的减少和福利任务的增长。

　　格林斯潘最近说，国家福利主义已经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要挟。

　　法国要对年收入百万的人征收75%的税，也是出于这种状态的无奈之举。

　　
贫富差距悬殊和国家福利累赘过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到人们在经济运动中创新的积极性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任何有利于发展的经济要素，都要通过人的经济运动才干得到开发和综合，物质的自然潜能才会转化为社会的经济现实。

　　在经济运动中，对收入过低的人来说，一方面，绝对收入不能供给发掘创造力的自由和空间，另一方面，相对收入程度会打击自给自足的尊严，并克制施展内在潜力的积极性。

　　对赋税过高的人来说，即使绝对收入远远超出其他大部分人的程度，相对过高的纳税比率，还是会削弱进一步开辟事业的动力。

　　
人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人对更美好生活的寻求。

　　社会变更的进步体现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利用科学技巧进步的成果，更大程度地施展自己的潜能，为自己、家庭和社会创造更好的生活。

　　这种内在的活力是人们愿意吸收寻衅，遭遇创新带来的变更和不断定性，运用自己的个性、想象、信心和知识来创造新现实的根本动力。

　　真正成功的社会变更是能够焕发草根阶层活力的接地气的变更。

　　
中国经济的真正潜力在于人的资源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就在于人

　　先进的经济制度是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施展更多人的创新能力，能够将寻租和腐烂现象降到最低点，尊重法律和产权，保障人们在经济上和精力上自由享受创新成果的制度。

　　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自己努力和贡献而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模式，就是更先进的模式。

　　人在经济发展中，不仅是劳动者和消费者，更是创造新资源、吸收新理念、创造新消费的者。

　　举例来说，因为人们创造了硅晶片的电子属性，在没有增长任何新的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创新者就转变了全球的经济结构和消费习惯，减少了产出对物理资源的依附。

　　
经济转向内需，理应不是说要按照过去的增长模式，用内地的需求来代替国外的需求。

　　过去经济发展在“四高四低”(“高投入，高耗费、高污染、高速度”和“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的情况下，产品在国际上仍然有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劳动成本低廉。

　　所谓“人口红利消散”和“路易斯拐点”的讨论，其实还是以外向经济为基矗以低廉劳动力为基础，势必会阻碍劳动者在各个环节上参与进步效率和降低投入的创新。

　　从外向经济到内需经济的转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参与经济运动的人不再只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而且是市场消费财富的主体。

　　他们的需求会影响到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他们的参与会决定创新的程度和生产力的程度。

　　这是“红利”同“人口红利”之间的差别

　　菲尔普斯认为，国民生产总值(GDP)不是一个有用的衡量标准。

　　衡量现代经济的能动性应当用人均产出(人均GDP)和人均工资作为标准。

　　这两者联合起来，就能反响出经济的结构是否能够造就和支撑经济的创新。

　　这样的标准是否有效可以讨论，但它们阐明了合理的分配制度对经济创新的意义。

　　今天，在国内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省份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城镇化要避免贫富悬殊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西方城镇化的经验看，如果在经济上以发展速度而不是民生为目标，在政策上将进步大众生活程度作为经济发展的附属产品而不是将经济发展作为进步大众生活程度的手段，那么，贫富悬殊就会成为城镇化的必定产物。

　　城市生活并不只是进步了生活程度，而且转变了生活的方法、性质和特点。

　　城市为人口凑集、机构多样化、信息交换、知识流传、文化渗透、科学进步和智力竞争奠定了基础，从而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创造了条件。

　　不过，随着科学技巧的进步，在不同知识禀赋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

　　
泰勒·库文是美国一位颇著名气的教授

　　他最近在《平均不复存在》一书中指出，随着科学技巧特别是电脑技巧的长足进步，具有合格技巧的劳动力越来越成为稀有资源，收入越来越高，而无缘获得这些技巧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工资越来越低。

　　这种由知识进步和技巧发展而导致的两极分化，正在逐步蚕食传统的中产阶级阶层，加剧了贫富差距加大的历史趋势。

　　类似的观点在美国正为越来越多的人吸收

　　
能够通过教导而获得这些技巧的，是家境较好的家庭。

　　从农村进入城市，或者收入本来就偏低的家庭，没有能力为子女供给相应的教导。

　　于是，贫富悬殊就成了恶性循环

　　合理分配不仅是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而且应当是机会的合理分配。

　　在国内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妨为不管来自什么家庭背景的青年和劳工，任务(甚至强制)进行电脑和其他技巧的教导。

　　智慧城市需要有智慧市民

　　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应当有机会成为智慧市民

　　
金融运作不应当盘剥实体经济
从全部社会角度说，影响经济施展内生动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

　　在今天的历史发展阶段中，这种财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收入在金融领域同实体生产之间的分配。

　　
金融有两大功效

　　首先，它将社会缺乏的储蓄，领导到最有生产潜力的智力和物质生产的投资中；其次，它为社会保存智力和物质生产所产生的财富。

　　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在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中当然也会涌现财富转移，但是，从全部社会来说，财富只能由实体经济产生。

　　超出实体财富的纸面财富最终会稀释金融资产的整体价值，因此，这种运作的作用只是财富再分配，而不是赞助实体经济生产财富。

　　
资本经济今天已经基础从传统的个人或家族的所有制，转变成了股份持有者拥有的公司制。

　　公司制的涌现是实现经济创新的条件，是社会重大进步

　　但是，由于股份制的涌现，公司所有人对公司的实际把持被削弱，金融机构对资本的把持大大加强，资本的异化进一步突出。

　　在一个竞争不充分的经济体中，银行往往把持了资本的流动，为了增长资本的回报，人为地放大资本的稀缺性。

　　尽管在公司制中最终获得大部分盈利的是持股的大众，但是，中介机构为了“雁过拔毛”的利润而造成的金融资本的空转，会阻碍资本向生产自然流动，社会财富的分配在金融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因此会涌现不合理的畸形现象。

　　
在中国没有金融机构破产法，银行实际受国家(也就是纳税人)担保的情况下，资本的自然风险率被严重扭曲。

　　同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情况类似，中国影子银行用储蓄作抵押来发行信用，用利率较低的短期贷款(短期风险)来赞助利率更高的长期产品(长期风险)，它们赌的是一旦市场涌现流动性风险，政府和央行动了保证储蓄安全和保持经济稳固，不得不出手相救的假设。

　　理财产品的高回报，反响出的并不是生产企业面临的实际风险回报，而是在自然风险率之上加上金融产品空转的收益。

　　金融产品能够有这种收益，是来自金融资源的垄断

　　由于金融资源的垄断，持有金融资产的人在社会收益中的分成，高于有效的金融运作理应得到的分成。

　　换句话说，从事实体生产的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收益的份额。

　　尽管持有金融资产的人有可能也是从事实际生产的人，但是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富有阶层的财富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年轻人则失去应有的报酬和创新的动力。

　　
如果在一个13亿人口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受到法律掩护、政策保障，拥有生活尊严、充满创新愿望、成功机会、努力方向，得到受教导的权利和应有的报酬，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必定会充满无穷的活力。